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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9月3日电 题:“成为村里人,才能得信任”——记陕西省米脂县印斗镇七里庙村第一书记胡鹏

  新华社记者刘彤

  “白净的皮肤、笔挺的衣裤、整洁的装扮,这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驻村干部刚到七里庙村给村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吃不了农村的苦,心思落不到扶贫帮困中,到底是来‘走过场’,还是真扶贫……村民们困惑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我们的质疑。”回忆起2018年5月,刚刚被国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选派到米脂县印斗镇七里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的情形,胡鹏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改变大家的想法,找到脱贫攻坚的突破口,甫一“到任”,驻村工作队就扑下身子、转变身份,将成为“村里人”作为工作的准则与目标。

  “吃住在村,挨家挨户地串门、拉家常,是那时也是现在我们的工作状态。为了赢得大家特别是贫困户的信任,村委会公布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发放了工作联系卡,每户贫困户都存上了每位队员的手机号。二十四小时为大家想法子、干实事是我们形成的共识。”胡鹏说。

  为了与大家快速“打成一片”,胡鹏将解决贫困户的切实困难作为扶贫帮困的主攻方向:贫困户李长东中风后半身不遂,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在他们全家搬入县城的移民定居点后,驻村工作队帮助他的老伴在小区内找到了保洁工作,不仅能照顾上他,还能为家里增加收入;贫困户李志定媳妇患有精神病,家里还有三个娃娃,一家人一年的衣服没有几件能换洗的。了解到情况后,工作队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为他们募集了衣物和生活用品;村里有些贫困户年龄大了,行动不便,工作队登门办事成为常态……

  胡鹏说,一件件小事慢慢扭转了大家的看法,村民们和我们亲近了起来,认可、信任慢慢取代了过去的怀疑与猜忌。“随后的调查摸底等工作,大家说出了很多真心话,我们也了解了村民的真实想法,制定和实施扶贫项目的精准性大大提高。”

  通过调研论证,结合村里的地形地貌、日照条件,工作队将发展光伏发电作为增加集体积累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的重点产业。村民李成说:“现在村里的光伏发电量达到了每年25万千瓦时,光伏发电成了村里可靠的‘摇钱树’。但后续的合理管理、维护才能把这棵‘小树’培育得更加茁壮。胡鹏书记帮我们算清了账,如果光伏板不及时清洁、维护,工作功率仅为设计功率的73%左右;而如果长期置之不理,一年会少发电4万余千瓦时,集体的收益会受到很大损失。他建议我们在沙尘、雨雪等特殊天气条件下还要缩短清洁周期。这些都让我们受益匪浅。”

  七里庙村委会主任李志胜说,全村400户104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2户245人。在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目前已脱贫80户241人,2019年计划脱贫2户4人。七里庙村也在2018年底成功退出贫困村行列。

  自驻村开始,胡鹏他们以“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准则,加强和县里、镇上的沟通汇报,带领群众解决困难,用实际行动助力了七里庙村脱贫摘帽。2019年6月,村里向他们授予了“荣誉村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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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9月2日电(记者 熊家林)为进一步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西省日前出台《江西省渔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0)》,以提升渔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力争到2020年渔业经济总产值超千亿元。

  为确保渔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江西一方面清理大水面禁养区“三网”(网围、网栏、网箱)养殖;另一方面对规模以上连片精养池塘,周边无稻田或直排江、河的养殖区(场)建立尾水处理设施。到2020年底,力争培育200个渔业家庭农场,水产品加工率达30%。

  计划明确,到2020年,江西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1063亿元,其中虾蟹、龟鳖和鳅鳝等三大产业产值均超过百亿元;水产品产量达270万吨,其中名特优水产品产量超103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38%以上;渔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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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9月3日电 题:“让老百姓安心就是我们的初心”——一次棚户区改造里的主题教育实践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

  “终于拆了,就等着搬新家了!”78岁的老人张凤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两天时间办完了房改、交房验收、签订协议等一连串手续,在一个月前告别了“五六十岁”的老房子。

  道外区是哈尔滨市四大老城区之一。张凤茹所在的道外区东棵街,有1000多户居民,是当地较大规模的集中连片棚户区。危房残损,街巷拥堵,污水横流……这里基础设施老旧,卫生条件差,火灾隐患大。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很多居民选择搬走,只剩下一些老住户和外来务工人员。“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还得自己烧炉子取暖。”张凤茹说,大家要求整体搬迁改造的意愿强烈,棚改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

  今年6月中旬,通过百姓留言板,省市区各级领导都关注到东棵街棚户区的“烦心事”。道外区立即将东棵街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确定为“一号工程”,将征收现场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基地。

  7月12日,道外区抽调138名干部,成立棚改征收指挥部,分成20多个工作组,驻扎在征收现场,开始了“早六晚九”的征收工作。

  “好政策”让百姓吃下“定心丸”。此次棚改同步实施货币补偿、产权调换等安置政策。其中,产权调换实行现房、期房“双安置”政策,在原有期房原地回迁安置的基础上,还为搬迁居民提供了多个地点的现房房源。

  “区域内老人多、困难户多,征收政策需要反复讲、多次讲。”道外区副区长杜平说,通过广播、电台、入户等方式对征收政策进行全方位宣讲,征收现场还张贴了搬迁流程图和百姓明白榜,居民对照实例,就能知道怎么办、到哪办、找谁办,并且初步算出自己能够得到的补偿数额或安置房面积。

  周炳鹤是当地老住户。经测算,他的房屋面积为80平方米左右,按照政策还可以得到临时安置补偿、搬迁奖励及低保、残疾照顾等多笔补助,一共拿到93万元安置费。“这个小房是我20多年前买下的,当时才花了2万元,没想到动迁补偿了这么多。”周炳鹤说。

  在征收现场,党员干部胸前都佩戴着党徽,主动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棚改指挥部还成立了临时党委,为一些特困家庭和残疾、孤寡老人等,提供“爱心定制”服务。

  65岁的傅广生肢体有残疾,儿子与妻子也都患病,加上家里物品繁多,搬家让他很犯愁。临时党委得知后,马上组织党员帮他搬好了家。

  讲道理、讲感情,又讲事实、讲法律。据介绍,由于个别居民存在投机心理,企图通过非正常分户、违法购买、私下交易等方式套取补偿。征收项目组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对有异议、认定上存在难度的房屋,工作人员反复核实,并进行“集体会诊”。

  7月31日,随着房屋拆迁的声声巨响,道外区仅用20天就完成了10.93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拆任务。

  道外区委书记关世勋说,未来将进一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切实改善百姓居住条件,确保人民群众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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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以房养老”频现骗局,这使得去年开始全面放开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以房养老”)再度成为焦点。

  截至今年7月,“以房养老”试点满5周年。2014年7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开展为期2年的试点,后又在全国多座城市试点。经过两轮试点,去年7月,银保监会发文,将“以房养老”由试点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开展。

  作为全国较早开展“以房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记者从幸福人寿保险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22日,该公司“以房养老”保险累计承保194单(133户)。业内人士认为,“以房养老”业务涉及到评估、抵押、公证等环节,相对复杂,目前仍在探索中,这样的成绩已超出预期。

  覆盖城市房价较高

  “购买‘以房养老’保险后,我的生活和之前差太多了!”家住南京的汤爷爷今年77岁。2014年,在报纸上看到“以房养老”试点消息后,他一直关注着,2017年这项业务在南京试点,他就成了首批客户。

  记者了解到,“以房养老”具体指年满60岁的老人,将拥有独立产权的房屋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抵押房产的价值,参照老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按月向老人发放养老金直至身故。

  值得注意的是,房产抵押后,房本仍然在老人手中,老人继续享有对房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分权,且随时可以退保赎回。身故后,保险公司与约定的房屋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共同处置房产,用来偿还已领取的养老金成本。

  幸福人寿保险公司关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高级经理陈磊给记者举例:1名65岁的男性老人,拥有1套有效保险价值300万元的房子,购买“以房养老”产品后,老人每月能领养老金1.2万元,直至身故。身故后,继承人有对房屋的优先赎回权,继承人可先支付保险公司养老费,然后拿回房屋所有权,也可以和保险公司一起卖掉房屋,卖房所得偿还保险公司后,剩余部分归继承人所有。

  汤爷爷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个月有3600元左右的退休金,将50平方米的房子抵押后,每个月能领5000元的养老金。这样下来,每月8000多元的收入不仅能满足日常吃喝和购药,还有“闲钱”请钟点工。“以房养老”最吸引他的一点,在于抵押房产后仍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年纪大了,不愿意去陌生的环境生活”。

  陈磊告诉记者,目前“以房养老”产品覆盖了8个城市,8城的共同特点是房价较高,养老成本较大,老人需求尤为强烈。“有房价作为支撑,老人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相对可观,才能真正受益。”

  非法集资骗局让推广雪上加霜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仅有2家保险公司开展“以房养老”业务。作为一款将住房抵押贷款和终身养老年金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以房养老”有许多区别于传统保险的地方,在给投保人带来利好的同时,也意味着承保公司将承担更多风险。

  “首先是政策变化风险。”陈磊告诉记者,因为老人身故后才能处置房产,这期间房产买卖政策随时可能变化,如房地产调控、交易税费调整、限购政策变化等,都会对若干年后处置房产产生影响。

  同时,开展“以房养老”业务时,保险公司面临着现金流的风险与要求。传统保险需定期缴纳保费才能享受保障,而“以房养老”只需办理房屋抵押,便可按月领养老金。陈磊说,对保险公司而言,在未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要先在若干年期限内每年支出一大笔现金,何时收回本息,是个未知变数。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风险也是阻碍“以房养老”推进的重要方面。陈磊指出,反向抵押与现有法律存在着无法衔接的空白点,甚至在房产抵押、登记、公证环节有相左的地方。如《担保法》要求明确抵押期限和金额,抵押金额不得超出抵押物价值,但“以房养老”因债权金额与寿命等长,抵押期限和金额均未知,须做最高额抵押,这些增加了房产抵押的难度。

  房产寄托了家庭太多情感,将房子抵押而不留给子女,是不少人的观念障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周志凯认为,受制于“以房养老”的理念与传统价值观存在冲突,导致推行起来阻力重重。

  记者采访得知,一些打着“以房养老”旗号,从事非法集资的骗局,让本就起步较晚的“以房养老”在推广时雪上加霜。北京法学会透露的信息显示,在2015年~2016年间,仅北京就有几十位老人陷入骗局。

  建议加大宣传力度

  有养老金融报告显示,我国城镇老年人住房拥有率为75.7%,“以房养老”市场规模达2000亿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认为,“养儿防老”观念和过去依靠政府和单位养老的模式,让老人对自我养老责任缺乏清晰认识。但从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渠道,减轻各方养老负担的角度来看,发展“以房养老”很有意义。“随着房价上涨,商品住宅成为很多家庭的重要资产。如果能够盘活这项资产,对改善老人的生活质量十分有益。”

  “推动以房养老,还需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解除法律风险障碍。”李文中建议,应明确保险合同期间特定情形下的房产产权处理和利益分配方式,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同时,给予开展以房养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一定的税收优惠与减免,加强人们自我养老保险责任与意识培育同样很重要。

  由于“以房养老”与房价市场紧密相连,如若房价出现回落,保险公司将面临经营风险。为此,李文中说,考虑到大城市的房价会更加坚挺,因此应重点在大城市发展该业务。

  针对“以房养老”骗局,陈磊说这是由于老人获取信息渠道太单一,容易受骗。骗子公司往往用高利息、免费旅游等诱导老人,因此应加大对正规“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政府基层组织如居委会和社区,应主动参与进来,利用其公信力,帮助老人辨别什么是“以房养老”,什么是诈骗。(记者 关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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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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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今年以来,上海、重庆、陕西等地陆续发布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三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谁将受益?

  今年以来,上海、重庆、陕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近日,人社部更新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数据显示,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

  最低工资标准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那么,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调整的?应该怎么调整?会影响哪些劳动群体?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劳动者。

  各地标准差距较大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各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往往会同时调整这两类标准。

  在今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3个省市中,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最大,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300元和3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016年的1500元调至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5元提至18元。

  上海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24年来,除2009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已连续上调25次,保持着全国最高水平。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雇主部副主任宋靖告诉记者,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有两种测算方法: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比重法即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其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来测算;恩格尔系数法则主要通过测算最低食物支出标准和最低生活费用标准来计算。

  通过这些方法计算出最低工资标准后,宋靖说还得考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就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修正。

  而在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时,《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应在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考虑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因素,同时还应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差异。从公开信息来看,当上海、深圳、北京、广东等地的最低月薪超过2000元时,辽宁、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仅有1100多元。

  靠最低工资过活的人并不少

  虽没有明确的统计,但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人不在少数。较为常见的是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包括保安、保洁、服务员、厨师等。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年龄偏大或没有一技之长,工资往往偏低。

  采访小亢时是傍晚19点,在北京某事业单位担任保安的他刚刚取到外卖。保安工作包吃包住,这份外卖是小亢为改善伙食点的,他说他喜欢吃凉皮,一份凉皮加肉夹馍再加外送费,一共19元。

  初中毕业后的他开始外出打工,做过保安,也干过厨师。虽在这家单位工作,但小亢“并不是这家单位的人”。他是和一家保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公司派来做保安的,扣除“五险”后每月到手2900元,高于北京市每月21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

  如今26岁的小亢还没处对象。虽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他的生活很节俭。每月2900元的工资,小亢能攒下2700元,其中100元用来买洗护日用品,另外100元用来点外卖“犒劳下自己”。保安工作“三班倒”,每年集中休一个月,谁先休谁后休大家商量着来,小亢喜欢在八九月份时休假,春节就在单位过,“不然回老家,长辈问这问那的,招架不住”。

  和编制的“围城”雷同,在事业单位做保安的“小亢们”也有“围城”心态。随着年龄的增大,小亢有了成家立业的压力。看着新闻里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月入近万元,小亢也曾心动过,但担心工作太累、“怕自己没本事做好”,小亢只能将就着眼前的工作,他想攒点钱回老家开家奶茶店。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年平均工资情况,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最低,是全部就业人员平均水平的80%。

  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数十名保安、保洁、服务员,发现他们的月收入大多在3000元上下,稍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有的甚至不包吃住。不少专家表示,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直接的便是这类低收入群体。

  涨工资要把握好“度”

  不仅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差异较大,宋靖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也有所不同。如北京、上海等地明确规定,劳动者应缴纳的社保费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但在有些省份并非如此。

  到手工资达到或超过最低工资标准就合法吗?其实不然。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在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上述各项后,工资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才算合法。

  根据人社部此前发布的《关于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各地应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实际,稳慎把握调整节奏,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宋靖认为,这一改动是基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作出的。

  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经营压力不小。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该怎么调整?宋靖认为应重点调研当地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制定与当地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记者 李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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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都包邮了,取件却要交两三元保管费”“招呼都不打就放快递柜了,一超时就得收好几元的费用”……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的发展,“快递最后一公里”日渐发力,无论是配送效率还是网点覆盖都得到了较大提升。但近来,在快递末端,消费者取件频频遭遇二次收费的情况引发社会热议。

  “快递最后一公里”究竟落地如何?城市中的智能快递柜究竟方便了谁?广大农村地区又该如何解决配送范围大与收费低的矛盾?

  智能快递柜现“应用痛点”

  “网购的书没给我打电话就放快递柜了,等我发现时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收了我5元的超时费。”家住北京朝阳的万女士经常遇到快递小哥不打电话通知就将包裹放进快递柜的情况。因平时工作忙碌而经常被收取超时费的她很是无语:“不是已经开始实施《电子商务法》了吗,怎么快递还是不经允许,就擅自放快递柜呢?”

  在城市里,日渐增多的智能快递柜是近年来为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应运而生的新事物。由于解决了快递到的时间不确定、收件人平时上班不在家、快递小哥难以长时间等待等问题,智能快递柜刚一出现就得到了消费者和快递员的一致好评。

  《2019年中国快递末端服务创新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全国主要企业投入运营快件箱27.2万组,快件箱保有量较上年增长6.6万组,通过快件箱递达的快件占8.6%,为43.6亿件,同比增长55.7%。

  然而,随着快递柜的应用普及,消费者的抱怨越来越多。“不经过我同意就把包裹放快递柜最烦了!”“要收费的话我宁愿快递小哥把包裹放门卫”……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受访消费者对于快递柜的使用体验并不好。

  与此同时,“不经同意就投向快递柜”“投递后不及时通知取件”“超时取件收取费用”等问题频发,也使得智能快递柜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报告》显示,2018年,主要快件箱运营企业的格口使用率为0.57次/日。而2017年,这一数字为0.62次/日。《报告》认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新进入的社区消费者自提习惯还有待培养,二是快件箱的整体布局还有提升空间。

  快递下乡遭遇“成本难题”

  近年来,快递业在广大农村地区布局逐渐完善,网点日益密集。然而,由于投递范围广、人口分散、件量少、距离远等因素,不少乡镇、农村的快递网点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因此不得不向消费者二次收费。

  “快递在我们村不设配送点,我们都得去县城的网点上取快递,去晚了还要收取两三元的保管费。”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某乡镇的董先生坦言,居住分散且快递量少确实给配送带来一定难度,但收取保管费还是让人感到很郁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几年快递价格不断降低使得很多乡镇快递网点运营困难,因此不得不通过二次收费确保盈利。

  “乡镇投递完全就是亏本。”在调查中,多名乡镇快递代理点负责人反映,代理点要出人出车出油将快递远途拉回农村地区,但快递公司的普遍做法是只为每件快递补贴1元。一位代理点老板说,“农村件往往每次只有二三十件左右,人车油成本一出,还有门面成本,不收钱谁做得下去?”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快递平均单价为12.24元,与2008年27元的平均水平相比近乎“腰斩”。前端快递费不断压低价格,末端网点派送费用又不够。数据显示,2018年,申通单件派费收入为1.69元,圆通为1.37元,韵达为1.82元。

  据悉,安徽、陕西、四川、福建、贵州、湖南、辽宁、江西等省份均有城市反映派费降低已经成为影响当地末端服务的重要因素。在高成本面前,快递下乡步履沉重。

  整治:城市乡镇齐发力

  针对快递末端服务二次收费行为,国家邮政局从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开出行政“罚单”118张,罚款金额127.3万元。国家邮政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清理整顿工作力度,对快递二次收费零容忍,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快递市场良好秩序。

  与此同时,更深层次的机制性引导办法也即将出炉。“我们认为快件箱是非常好的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手段。”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日前表示,当前快件箱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国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针对智能快递柜“应用痛点”,《办法》规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也应及时通知收件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快递企业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用户意见,求得用户的满意。”刘君说。

  在乡镇,为跨越成本障碍,进一步下沉服务网络,很多企业选择抱团发展,通过“邮快合作”“快快合作”“交邮合作”增强实力,搭建深入村镇的共同配送网络。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农村地区,各快递企业共同成立电商公司,其物流共同配送中心得到政府的补贴。不仅缓解了入不敷出的问题,还建设了新的快递服务点,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操作模式方面,把原来各企业分散的分拣中心统一集中后,同一个区域、不同企业的快件由同一名快递员完成派送。资源整合后,单件快递的综合投递成本下降0.2元。(记者 甘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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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箜篌(音kōng hóu):中国古代传统弹弦乐器,最初称“坎侯”或“空侯”,在古代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现在全国专业的箜篌人士屈指可数,会弹箜篌的也大多是由竖琴或者古筝改学的,目前箜篌专业只有中央音乐学院等极少数高校开设。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这是东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的开头。里面提到了一个古代挺流行但现在已经少见的乐器——箜篌。

  昨天(2日),记者从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获悉,一位名叫杨柳的2016级女生在获得学校职业规划比赛一等奖后,下月将代表学校参加浙江省职业规划大赛,而她的项目主题就叫——《箜篌的保护与传承》。

  记者采访发现,这位主修箜篌的姑娘是棵独苗苗,学校这个专业只有她一个人。

  全省第一个主修箜篌的学生

  学校为她特聘教师

  “2016年浙江高考生中,学箜篌的只有她一个。专业考试的面试环节,杨柳就用了箜篌。”昨天,杭师大钱江学院艺术与传媒分院音乐表演专业的徐溪老师告诉记者,“如果当时我们不收,这个孩子就没地方可以继续专业系统地学箜篌。”

  杨柳通过全省音乐统考进入杭师大钱江学院,在选择主修乐器时,她依然选了自己最爱的箜篌。为什么坚持学这么冷门的乐器?姑娘的回答很直白:“学的人少,竞争小啊。”

  现在,杨柳的公共课是和其他学生一起上的,但专业小课算是量身定制。学院还聘请了箜篌青年演奏家陈莉娜,作为学院外聘教师,专门来教这个学生。而杨柳也成为了浙江省第一个在专业类院校以箜篌为主修乐器的学生。

  徐溪说,除了学生本身的诉求和热爱,学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在办学成本上需要投入更多,但我们一直在挖掘、保护和传承类似的民族乐器项目,这也是为了让非遗文化真正焕发生机”。

  小号、古筝、二胡、大提琴、电贝司、吉他、单簧管、双簧管……目前,杭师大钱江学院的民乐和西洋管弦乐种类较为齐全,除了杨柳,在已经毕业的学生中,也曾出现过一个人一个专业的情况——古典贝斯、马林巴。

  “未来,如果有类似的孩子,我们欢迎更多‘杨柳’选择报考我们学校的音乐表演专业(乐器方向)。”徐溪说。

  高二才开始练乐器

  一把琴最少要几万块

  昨天,记者采访了这个1998年出生的姑娘。

  初识箜篌,是在杨柳高二那年。“记得那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箜篌教授崔君芝主讲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乐器,在此之前,我对箜篌的了解只是出现在武侠小说里的‘神器’。在视频里,老师展示了华丽的演奏技法,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乐器。”

  当时,杨柳立刻联系了视频的主办方,巧合的是,那个讲座的发起人就是杨柳后来大学专业课老师陈莉娜。

  从那次网上一见倾情后,杨柳就开始学习箜篌。

  父母都是工薪族,杨柳学箜篌,给家庭增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首先是买琴,由于生产量少,箜篌价格比较高。杨柳高中用的箜篌是苏州产的,价格几万元,读大学后又购入了一把更好的,这把沈阳产的箜篌价格就更贵了。其次,会箜篌的老师太难找了,杨柳的专业老师住在宁波,她不得不杭州、宁波两地跑。

  对于学箜篌,家里长辈其实不太认同。“我爸是学经济的,他会抱怨我学音乐不靠谱,说我学这个高投入低产出,怕我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他有时言语上还挺严厉,幸好嘴上骂归骂,行动上还是支持、包容我的。”

  杨柳是杭州人,在她的房间里,除了箜篌,还有电贝斯,平时除了弹琴,还爱玩滑长板、露营、户外登山。

  如果你只看杨柳演奏时的照片,会以为她是个性格温婉的文静女生。但当你发现她右手上的文身,就能窥到她那颗摇滚的心。“传统和潮流结合,是让喜欢的事物共存,我觉得有想法要尽量去尝试。”别看杨柳身材娇小,却有着用不完的热情,“熟悉我的人都叫我‘柳哥儿’。”

  家人的不理解,市场的小众,让杨柳的心情偶尔也会陷入低谷,她说:“我比较中二,自愈速度快。碰到喜欢的曲子,可以不眠不休弹好几天,有时不想练了也会放纵自己一个礼拜不碰琴。”

  央视综艺节目带火箜篌

  姑娘想成为传承者

  杨柳读大一的时候,箜篌还很少有人提及,她坦言曾一度考虑过毕业转行的问题。但这几年,让她欣喜的是,箜篌慢慢热起来。

  前年,在《国乐大典》上出现了箜篌的表演,而且在B站很火;去年《经典咏流传》节目上,伴着二胡与箜篌,林志炫深情吟唱出李白笔下的盛世长安;也是在去年,《国家宝藏》第二季,琵琶、箜篌、羯鼓、筚篥共同演绎了《醉太平》……

  “我很开心,感觉一直等待着的机会终于来了。”杨柳告诉记者,和她同一个专业老师的学弟学妹,最大的读高一,很多都是小学生,“再过几年,学箜篌的会多起来。”

  箜篌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汉唐时期,即使在民间也很流行,甚至会弹奏箜篌是衡量一个女子有才学的标志之一。未来,杨柳想要成为箜篌的传承者,通过新型媒介的传播与教育推广,让更多人听见箜篌之声。“我的老师在宁波推广箜篌7年多了,现在包括鄞州中学在内,有很多小朋友爱上了这个古老的乐器,宁波鄞州中学的箜篌表演还上过央视。老师是我的榜样。”

  杨柳今年大四,自然要考虑就业问题,“我爸妈属于工薪阶层,我学琴已经花了不少钱,所以我暂时不考虑考研,想先工作,自己赚钱,有一定积蓄后,再考虑深造。这个暑假,我参加了一些表演活动,比较大型的演出的酬劳有1000~1500元,我已经攒了几千块。”

  有了大目标,杨柳还有两个小目标:一是考出教师资格证,二是在浙江省职业规划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杭师大钱江学院艺术与传媒分院党总支副书记陆丽青分析道,从就业方面讲,杨柳的选择其实挺多的,除了继续深造,可以去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去需要箜篌乐手的民族管弦乐团,也可以去浙江民族管弦乐箜篌专业委员会等。(记者 陈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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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9月2日电(记者邬慧颖)“于都河畔,矗立着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纪念碑上有三幅浮雕画,分别为《集结于都》《倾情奉献》《渡河出发》……”

  新学期开学之际,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初中部的历史老师赵青青,决定为学生上一堂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学第一课”——“长征从这里出发”。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赵青青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不是直接向同学们讲述红军如何不畏艰险,踏上漫漫征途的故事,“同学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长征会从地处赣南的一个县城出发呢?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讨论。”

  在讨论中,同学们各抒己见,不时还传出了争论的声音,“我觉得是跟当时的形势有关”“因为于都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会不会是因为当地群众和红军关系好”……

  赵青青引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过的一段话结束了讨论:“选择于都作为长征集结出发地,除了与战场形势、突围的方向和地形地势有关外,更主要是考虑了于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既能满足保密等需要,又能从人力、物力方面对红军给予补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为最后的战略转移做准备。当时,当地的青壮年们积极报名。1934年10月17日起,中央红军8.6万余人渡过于都河,开启载入人类史册的长征。当年的于都河宽600多米,水流湍急,河面上没有一座桥,架设浮桥成为渡河的关键。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人民大力支援红军,自发送来家中的门板、床板,有的老人甚至送来了自己的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

  当赵青青讲到于都县内的一处老宅时,同学们聆听得格外仔细。贡江镇建国路上有一处老房子,客家老宅内保存较完好,进门处却没有门板。这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家的祖屋。刘光沛幼年时曾问起过母亲,“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母亲回答道:“门板被你爷爷拆下来给红军搭桥了。”

  透过一张张历史资料与文物图片,同学们仿佛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众志成城、紧密团结的力量,不畏艰险、勇于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堂课激发了我新学期的冲劲。”学生纪嘉豪说。

  赵青青说,她之所以选择把“长征从这里出发”作为开学第一堂课,有着特殊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讲长征精神,是希望他们能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中,不断积极向上;讲军民鱼水情,是想让他们饮水思源,感受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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